近几个月,东突暴力恐怖势力先后在北京、昆明等地制造了暴力恐怖事件,恐怖袭击行动出现向内地以及二三线城市转向的趋势。严峻的反恐形势对二三线城市现有视频监控系统的实战性提出了挑战,也使得二三线城市的智能化反恐应急指挥系统建设成为刚需。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提到加大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记者认为,只有来自国家层面的专项资金支持才能全面快速解决二三线城市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中的“供需矛盾”。 暴恐活动变形二三线城市恐成新目标
3月17日19时20分许,乌鲁木齐市发生一起持械袭警事件。犯罪嫌疑人艾力亚·热米提力在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雅玛里克山片区管委会新雅社区门口持械袭警,造成1名民警受伤不治。袭警事件让人们不禁猜测这是否又是一起随机伺机而动的暴力恐怖事件。
两会前夕,发生在云南昆明火车站的“301”严重暴力恐怖案,共造成29人死亡,130余人受伤。案件已经查明,暴恐分子为东突恐怖分子。人们在为公安机关神速破案的同时,也对东突暴力恐怖活动开始向内的延伸的动向深感忧虑。
当前,新疆三股恐怖势力活动猖獗,恐怖活动已从南疆扩充到新疆全境,进而蔓延到内地,逐渐演变成了一个全局性的问题,引起全国人民的高度关注。据权威机构不完全统计,自1990年至2001年,境内外“东突”恐怖势力在新疆境内制造了至少200起恐怖暴力事件。据新疆自治区公安厅统计,2012年新疆发生暴恐案件190余起,这些恐怖事件绝大多数发生在南疆地区。
2013年以来,“东突”恐怖势力在南疆以外地区尤其是疆外策划实施恐怖袭击的动向开始显现。
2013年10月28日,北京天安门“金水桥”发生恐怖袭击事件,造成两名游客死亡、38人受伤。证据显示,这一暴力恐怖袭击事件的幕后指使是盘踞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部落区的“东伊运”。2014年3月1日,在中国召开全国两会前夕,东突恐怖分子又在昆明制造了惨绝人寰的301暴力恐怖事件。
二三线城市智能化反恐系统建设迫在眉睫
专业人士分析,“东突”恐怖势力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相继在北京、昆明制造重大恐怖袭击事件,表明其袭击策略已发生重要调整。在袭击目标的选择上,此前政府部门是恐怖袭击的主要目标,2013年以来目标变成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袭击的方式也由爆炸变为随机的冷兵器袭击。相对新疆,内地二三线城市的安保措施相对较弱,民众也缺乏相应安全防范意识,这为“东突”恐怖分子在疆外策划恐怖袭击事件提供了缺口,东突暴力恐怖袭击的变形给国内二三线城市的反恐应急指挥系统建设敲响了警钟。
加强国内二三线城市的安保措施以及加大以防范暴力恐怖袭击等突发事件为目标的的智能化应急指挥系统建设,建设融合视频监控、GPS、GIS、联动报警、智能分析、调度指挥、运维管理等多种先进功能为一体的大平安城市系统,迫在眉睫。
过去的10年,全国建了大量的模拟视频监控项目。随着安防视频监控产品技术水平的提升,加快旧有模拟监控系统改造,新建网络智能高清视频监控系统共识。但在实际的建设推进过程中,建设资金的筹集却是一道难题。国内平安城市的四种建设模式主要有四种:
一种是自建模式:即政府自己投资建设模式。主要以政府部门牵头,政府出资一次性或分阶段性建设,一般由中标商承建,并通过维护合同负责相应的维护。
第二种是BT模式:即“Build建设-Transfer移交”模式。主要由投资者负责项目建设(也包括资金筹集)并在规定时限内将竣工后的项目移交给项目发起人,项目发起人根据事先签订的回购协议向投资者支付项目投资和合理回报。
第三种是BOT模式:即“Build建设-Operate经营-Transfer转让”模式。主要由承包商在特许期内负责项目设计、融资、建设、运营和维护,并回收成本、偿还债务和赚取利润,特许期结束后将项目所有权无偿移交给签约方的政府部门运营。
第四种是BLT模式:“Build建设-Lease租赁-Transfer移交”模式。主要由承包商负责建设(也包括资金筹集),建设完成后以租赁方式提供给政府使用。租赁一般采用分期付款方式,约定几年租赁合同,在租赁合同到期后系统免费给政府使用。
上述四种建设模式中,第一种建设模式适合经济发达、财政状况好的地区。后三种模式适合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财政困难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建设,只好采取市场化运作方式解决资金问题。在实际建设中,由于地方政府的财力有限,很难一下拿出几千万乃至上亿资金投入平安建设,因而采取后三种模式的城市几乎占了整个建设规模的80%以上。
资金瓶颈制约二三线城市智能化反恐应急系统建设
在这种建设模式下,全国二三线城市建了大量建设使用单位不一,承建单位不一、各自独立的系统,这些独立的监控系统没有进行统一的资源库整合,无法进行资源共享,各部门之间的监控系统没有衔接,存在着大量的信息孤岛。在恐怖突发事件中,给应急指挥,视频信息的统一调度带了了极大的困难。而这些老旧、互不兼容的系统在先进的技术发展趋势下,面临不能满足需求,必须整体改造的现实问题。
但在技术升级改造过程中,由于高清智能化的视频监控系统投入巨大,旧系统的改造及高水准系统的新建项目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等发达城市推进的比较快,以网络高清智能化为特征的高技术水平应用比较高。对大部分二三线城市而言,考虑到预算,更多的项目仅仅是在极少的局部部位才会高清监控设备。
同时,旧系统的升级改造还涉及到已签合同的履行,项目升级改造过程中的新增费用,也实际影响了网络,高清、智能化的视频监控系统建设。
上述种种现实问题造成二三线城市,融合视频监控、GPS、GIS、联动报警、智能分析、调度指挥、运维管理等多种先进功能为一体的大平安城市系统建设滞后,开展视频巡逻,视频研判,视频侦查,需要耗费大量的警力,不仅没有完全体现科技信息化的优势,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视频信息的挖掘,导致视频信息无法转换有效来运作,在事实上影响了视频监控系统在反恐应急指挥中作用的发挥。
反恐形势严峻呼吁国家层面安排专项资金支持
面对东突恐怖分子随时伺机而动搞破坏的严峻形势,全国范围内,加快融合视频监控、GPS、GIS、联动报警、智能分析、调度指挥、运维管理等多种先进功能为一体的智能化反恐应急指挥系统建设迫在眉睫。
而要想在二三线城市快速全面推进智能化反恐应急指挥系统的建设,来自国家层面的专项资金支持是必要保证。
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坚决打击暴力恐怖犯罪活动,维护国家安全,形成良好社会秩序。作为安防人,我们呼吁,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下,有关部门应尽快制定具体措施落实李克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同时,措施应安排国家专项资金用于二三线城市智能化反恐应急指挥系统的建设。唯有如此,才能全面快速的在二三线城市筑起一道事前预警,快速联动,迅速抓捕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从根本上解决当前二三线城市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中的“供需矛盾”,真正建立起一张天罗地网,打击暴力恐怖犯罪,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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